苏小和文
安格斯·迪顿斩获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关于他的获奖理由，明明白白写着一个醒目的关键词：福利。“迪顿的研究推动微观、宏观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变革，对于福利研究也做出很多贡献。”从这样的表述之中，人们能够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的白发老人们对人类当下问题挥之不去的焦虑。我的意思是想说，当太多的人们以难民的身份朝着欧洲蔓延过去，那些心怀怜悯的学究们，理所当然地要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命题，重新思考包含着道德前置的、与人类的正义命题密切相关的福利经济学命题。
我如此明显地以一种当下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来讨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本意并不是忽略经济学思想史的永恒性与科学性，而是试图指出这样一个经济学思想史的事实：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偏重于对当下问题的解决，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古典的亚当斯密对人类经济秩序的深厚思考，相比哈耶克对人类未来命运痛心疾首的担忧，今天的经济学理论或许更加关心如何解决一个时代的就业问题，或者关心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是否摆放着足够多的面包。
经济学思想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的应景，如此的具体。或许，变化肇始于重要的年，当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经济生活，作为能够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学思想界的诺贝尔奖，必然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它应有的反应。
变化的轨迹或许是这样的，年的大奖给了克鲁格曼，他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显然有着古典经济学恒久的趣味，而在年，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经济治理理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传统。至于这一年的另一名获奖者威廉姆森，他的关于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研究，乃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的范式延伸。我的意思是，或许在年和年，诺奖经济委员会的老教授们还没有对金融危机升起一种真切的危机感，因此他们的经济学趣味还停留在古典的趣味里。
但是到了年，戴蒙德、莫滕森、皮萨利德斯三位学者的学术理论，乃是市场搜寻理论，即对各个国家就业问题的深度辨析。这样的风景，让人想当然地意识到，这是要解决最当下的问题，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率高企，经济学思想家们如何做出回应。年，萨金特和西姆斯对宏观经济的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年罗斯和沙普利所创建的稳定分配理论，以及对市场进行设计的实践，年席勒等三人对资产价格的分析，年体若尔对政府市场监管的分析，在某些意义上，都是在回应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有可能是偏离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路径，立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路径，对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所作出的必要的学术反应。
我想说的是，年的诺贝尔经济学新贵，安格斯·迪顿，他对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探索，依然没有偏离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过去几年的问题意识。这或许再次表明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学事实，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深渊，思想家们依然在顽强探索，至少诺贝尔经济学奖，依然在围绕这个重要的问题，寻找着理想的经济学解决方案。
如此梳理最近8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趣味，我并不打算批评这个著名的大奖越来越急功近利，也没有打算说，如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越来越偏离斯密传统。事实上，我是想指出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基于福利和分配的经济学同样构成了一个传统。马克思的理论就不用赘述了，我要提到的经济学家，有约翰·罗默，他在年曾经写过《论剥削和阶级的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以及《折中分配的伦理》；年，另外一个名叫詹姆斯·科瑙的经济学家，深度研究了关于分配的正义原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今依然健在的大师阿罗，除了研究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他的另外一个成就，正是重要的“社会福利函数”；至于大名鼎鼎的阿玛蒂亚·森，他乃是福利经济学的开山之人，一生专门研究人类饥饿，福利与正义。这名印度经济学家的思想成就，足以让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惭愧。
如果人们愿意把目光挪到经济学之外，还会发现，包括罗尔斯、德沃金、诺齐克，似乎都是在研究人类的福利与正义命题。
我的意思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处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之中。他获此殊荣，既是对一个时代最紧迫命题的回应，也是对福利经济学传统的一次重申。我相信，当人们深度走进安格斯·迪顿的学术世界，会发现他的经济学模型与问题意识，一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深度共鸣，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三十多年之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是如此深切地渴望公平正义，渴望一个可以触摸的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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